纵横千里、地辖三十六县广大区域的湘鄂西苏区，是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由贺龙、周逸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创建的重要革命根据地。前后坚持斗争达七年之久，不仅在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实践方面创造了意义深远和富有地方特点的丰富经验，而且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在端正党风、维护党纪方面也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创立我党优良革命传统，丰富我党革命历史经验，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学习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借鉴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关心群众 依靠群众

　　列宁说过：“我们需要的应该是经常同群众保持着真正的联系并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1】”毛泽东也说：“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轰轰烈烈的湘鄂西武装割据斗争的一切胜利，都是同湘鄂西党坚定不移的群众路线分不开的。广大党员干部既把自己看作群众中的先行者，又把自己看作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奋斗的忠诚战士。

　　周逸群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做群众工作。他认为，在武装斗争条件下，若无群众掩护是十分危险的。有了群众支持，不但在军事上可以打破敌人“围剿"，还能有效地消灭敌人。1929年7月在监利剅口党员干部训练班上，他反复宣讲“打仗靠群众，种田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告诫党员干部把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当作最有效的战争动员。有一次，他发了疟疾，房东老人拿来自己的棉衣给他穿上。后来转移时，棉衣丢失。第二年夏，他特地在朱河镇做了一件新棉衣，让警卫员专程送到房东老人家里【2】。1931年春，整整七天靠野菜充饥的周逸群，在石首季家嘴，将刚刚筹集到的几斤大米连同身上的棉衣，一起送给了生活困难的烈属【3】。1929年红四军路经鹤峰邬阳关，深夜悄然露宿在一家屋檐下，党代表刘植吾从屋内哭诉声中了解这家人的困难，第二天就给这家送来了15块银元和一床棉被。

　　贺龙同志向以英勇善战、威震敌胆而闻名，但他还是一个关心群众生活、热心为群众办教育的革命家。1929年，他率领红四军在桑鹤边界一个叫仓坪的小寨子里宿营时，了解到这里自古以来就没有办过学校。他找到当地的乡苏维埃干部，对他们说，再苦再穷，也不能让孩子们失学。督促他们从邻近的沙塔坪请来一位老先生，办起了大山中第一所小学校。1933年，他又一次从这里路过，知道学校在敌人第四次“围剿”时停办，又亲自安排一名红军战士当教员，恢复了学校。这所由贺龙一手创办的小学被群众称为“红军小学”，一直办到红三军离开湘鄂边的时候。【4】湘鄂边苏区主要创建者之一的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利用祖传兽医药方，帮助驻地少数民族群众治好了猪瘟。当地群众在他牺牲后还烧香上供，生动地体现了鱼水般的军民关系。

　　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使军民夺取了战斗的胜利，还战胜了自然灾害和生产、经济上的困难。1931年夏天洪湖苏区的大水灾中，湘鄂西临时省委指出，湘鄂西党第一等战斗任务就是党组织要“高度的动员群众”，保证救灾和秋收的进行。还特别规定，水灾期间“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每月不得超过6元以上的生活费，不准添置新衣服、手电”等，号召党员带头节约，领导群众战胜水灾，在生活上同群众打成一片，并以此为标准，严格批评甚至清洗那些官僚主义分子和消极挂名的党员。【5】正是因为党员干部的模范行为真正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阶级斗争的先锋前导”，因此，“团结到党的周围来”。【6】在艰难危险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和党同心同德， “宁可跳河死或树上缢死，也不愿反水。”【7】党爱人民，人民拥护党，党的干部处处都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保护。1932年夏，敌军占领湘鄂边苏区的鹤峰县城，县委县苏维埃机关撤进燕子坪大山中，一位贫苦农妇毫不犹豫地将藏在岩壳里仅有的两升包谷粉和几个鸡蛋拿了出来，为他们充饥，为此，县委书记十分激动，彻夜难眠，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8】湘鄂西党组织在工作中，还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在对待.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神兵”的问题上，坚持教育和引导。在巴归兴苏区，党把“神兵”问题纳入农运范围，选派优秀党员干部深入“神兵”，宣传党的十大政纲，编印通俗读物，逐渐使“神兵"认识革命，认识红军，认识党，由信仰“法师”到信仰共产主义，先后有百余名“神兵”成为共产党员。【9】湘鄂边邬阳关“神兵”全部参加红军，成长为战功卓著的红四团。

　　1931年，红三军进军鄂西北到达著名道教圣地武当山。政治部主任柳直荀在行宫坞召集连以上政工干部会，研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和红军虽然不讲迷信，不信神鬼，但我们要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不然，我们就会脱离群众。”他在会上提出具体要求。“不准烧菩萨、打道士;不准在庙宇里住兵、养马;不准对群众的迷信活动说讽刺话。”由于政治教育及时，红军在武当山区表现出良好军纪，道士说： “这样的仁义之师，真是亘古未有。"道士们在国民党进山搜捕时，冒险掩护红军伤员，为革命保存了力量。【10】苏区的群众说：“宁可红军住一年，不可白军住一天。”【11】生动表明了红军同白军的根本区别，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憎与向背。

　　党把群众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群众也把党的目标看作自己的目标。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党，全心全意地支援红军，支援前线，投身反“围剿”战斗。1930年春，红四军东下洪湖前夕，军需粮饷遇到困难，红四军政治部通过县苏维埃银行向全县商人和居民借钱，发行债券，商人和居民纷纷认购，短短几天中就筹借了一万多块银元给红四军。小商龙振声一人认购500多串。红二军团回鹤峰后，以一倍的利息一次兑还给群众，贺龙同志在大会上讲话，感谢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支援。群众感动地说：“红军真是有借有还啦!”

　　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把人民群众真正动员起来了。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红军“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12】湘鄂西人民最大规模地动员起来，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支援前线，参加红军。苏区出现了无数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场面，许多弟兄、姐妹、夫妻以至全家参加红军游击队的事例不胜枚举。据统计，到1930年，湘鄂西动员群众逾千万，正规红军发展到三万多人，地方武装达到二十万以上，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动的军事“围剿”，保卫了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

　　艰苦朴素 官兵一致

　　党在湘鄂西苏区的红军中实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士兵委员会以监督军队经济，参加军队管理。军需处向指战员公开账目，官兵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完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如提出“红军长官战士都是工农的战斗员!”“红军经济公开，生活平等!”等口号。广大红军士兵群众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仍然毫无怨言，保持高昂的革命热情和饱满的战斗情绪。周逸群主持召开的鄂西党的“二大”《军事问题决议案》强调，在红军建设方面，“一切工作都要立足于广大士兵群众基础上”，理论上，确立官兵一致的原则。实践上，以党员干部的模范行动带动和教育广大红军士兵群众。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不仅这样倡导，而且身体力行。周逸群在乡村发动群众的工作中，同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铺，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参加劳动，在游击队的联络站里，帮助交通员收豌豆、犁地、种芝麻。【13】新六军成立不久，段德昌知道周逸群病体虚弱，派人送去一些大米和鱼肉，但周逸群却派警卫员把这些东西转送给了红军医院里的伤病员。在洞庭特区的反“围剿”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亲临战场指挥，同志们担心他的安危，要求他渡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说：“正因为前面危险，我才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特别紧要时刻，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兵!”

　　贺龙同志在创建湘鄂边苏区的艰苦斗争中，经常身穿粗蓝布衣，脚穿水草鞋，住在群众家里，不认识他的人常常会把他认作一个老兵。他对地方干部说：“地方工作同志很辛苦，他们刚参加革命，热情很高，组织应多了解他们的家庭，有困难时，要尽力照顺。”【14】有好多次，他把身上的钱都送给了身边有困难的干部和战士。1930年，贺龙同志在鹤峰城过春节，太平镇有十几个亲族青年进城给他拜年。贺龙同志乐呵呵地说：“革命人拜什么年?当兵!当兵!"结果留下了七八个青年当了红军。他们送的米粑、腊肉也被送到后勤处，给了战士们。1933年，红三军在麻水红岩坪时，生活十分艰苦，贺龙同志一直特别关心伤员的生活，给养来了，先给红军医院安排，一有空就步行几里路到医院去看望伤员。还一再嘱咐医院负责人说：“伤兵老爷病兵官，他们为革命流血，要好好照顾他们，对他们不起，就是对我贺龙不起。” 【15】他一贯爱护战士，关心部下，行军时给病弱的战士让马，战场上亲自背伤员过河，在驻地给生病长疮的战士送钱买药的故事，在苏区广为流传，有口皆碑。正是老一辈革命家、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创立了这样一个光荣的革命传统，使我党我军能够做到上下团结，官兵一致，为争取革命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勇于牺牲 无私奉献

　　在白色政权包围中的武装割据，是一场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湘鄂西党在长达七年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始终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当作自已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在红军政治部编印的《怎样做个好同志》的规定中，要求每个党员“要真诚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有奋斗的决心。”还对党员和干部明确提出保持廉洁、防止腐败的要求，规定“无论一行一动，顾及团体利益，刻苦自励，廉洁自守，时常注意不要贪污。”【16】老一辈革命家以身作则，为全体党员干部作出了表率。

　　1928年初，贺龙同志回到桑植洪家关，在发动群众、组建工农革命军的工作中，他当着许多亲友的面，烧毁了家里的全部房田文契，表示自己和旧思想、旧制度的彻底决裂。他说：“孽财归孽路，破衣归当铺，要革命就要彻底，不要留尾巴。”【17】

　　周逸群同志在湘鄂边时卖了自己的大衣和手表，给乡亲买耕牛，给家里写信，嘱托亲属：“区区家产，仍以送办学校为宜……”【18】

　　他们为革命抛弃了个人私利，离开温暖的家庭，忘我工作，勇敢战斗，很少想到个人的安危。柳直荀同志到红二军团后的第一封家信，也是最后一封家信中，称自己“虽在忙碌中，仍不感疲乏。” 他不仅是红二军团的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者，而且还是一个舍己为人的模范。一次，在秭归牛镇乘船过长江西陵峡时，渡船触礁沉没，他与另一个客人同时落水，他不顾水深浪急，冒着生命危险，救起了那位素不相识的客人。那位客人上岸后，又要摆酒答谢，又要赠送钱财，都被他谢绝了。在场的人感佩不已，在苏区群众中传为佳话。【19】

　　无私奉献，是中国共产党对每一个党员和干部的要求，也是每一个党员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肯丧失革命气节。湘鄂边共产党员范松之，在最艰苦的时候宁愿挨饿受穷，也不同反动统治者同流合污，他蔑视金钱地位的引诱，走出家门，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为了劝回跟随“师父”脱离革命的“神兵”队员，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单枪匹马，深入虎穴，完成了铲除叛徒劝回“神兵”队员的任务，受到前委和贺龙同志的赞誉。在他的带动下，四个弟弟都参加了红军，他们对党赤胆忠心，英勇无畏，被敌人称为“舍命王”，被群众称为“范家五虎”，先后在洪湖、湘鄂边反“围剿”战争中英勇献身。

　　荆、当、远瓦仓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共产党员李勋臣，大义灭亲，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兄长、土劣李进臣。【20】

　　红四军五路军党代表、鹤峰县苏维埃派驻巴建鹤五特别区特派员原江陵县委书记刘植吾，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期在桑鹤边被捕后，无视敌人威胁利诱，怒斥叛徒：“共产党员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中共沔阳县委文化部长邓赤中就义时对叛徒说：“我死不足惜，但是共产党三个字你们要记得!”【21】

　　湘鄂边苏区年轻妇女干部、共产党员欧冬英，在刑场上拒绝威胁利诱，敌人声称，只要她承认再不当共产党，就可以不杀她，并当众为她担保。但她回答说：“只要你不杀我，我就还要当共产党!"就这样用年青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完全实践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的入党誓言。

　　1931年3月，敌军“清剿”江南苏区，数万群众被迫渡江北撤。敌军逼近渡口，形势十分危急。为了多让一个群众脱离险境，安全渡江，正在指挥渡船的石首县委书记张际阶，不顾他人拦阻，忍痛将只有几岁的亲生儿子从即将离岸的渡船上抱了下来。【22】

　　这种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的行动，极其动人地、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党员干部爱民胜于爱子的高尚品德。他们舍己为人、舍生取义的行动永远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怀念。

　　共产党员、苏区干部的优良品质，党内的良好风气，给人民群众树立了榜样，苏区军民英勇无畏，团结奋斗，在严重白色恐怖之下也不向敌人屈服。一次，湘鄂边军医院所在地鹤峰平山的土家族群众被敌军包围，85栋房屋被烧78栋，十余名土家族赤卫队员、农民，甚至七八岁的小孩都惨遭杀害，但他们面对烈火屠刀，守口如瓶，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同志，及时转移、保护了大批红军伤员。【23】

　　在反“围剿”战斗中，像鼓锣山32名红军指战员宁死不屈，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壮烈事迹在根据地不断涌现。

　　严肃纪律 从严治党

　　列宁说过，“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24】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斗争之所以能坚持七年之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党组织严肃纪律，赏罚分明，从而能有效地制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保证党的政策、命令和纪律的贯彻执行，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湘鄂西党组织对于违犯党纪的人，不论其职位高低，都能当机立断，予以严惩，不延碍，不手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同志，在开展湘鄂西武装斗争中有重要贡献，但他在打土豪的斗争中曾发表违反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的言论，甚至撕毁红军标语，也受到湘鄂西前委的严肃批评，给他以撤销前委委员、留党察看的处分。【25】

　　经过教育和处分，贺锦斋同志很快认识并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还主动要求任务以将功补过，得到了组织和同志的信赖。后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周逸群同志为了严肃党纪，在鄂西游击队的每一个连队建立一个巡查队，由士兵轮流充任队员以监督全连成员，维护军纪，一经发现违犯党纪和军纪行为，就严肃查处，决不马虎从事。周逸群说：“此法能维持军纪于无形之中。”

　　鄂西党组织规定：“支部会十天一次，小组会五天一次。”【26】

　　要求党员按时到会，缴纳党费，汇报调查情况，讨论上级指示报告，组织交通联络，领导群众斗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洗刷不努力同志等等。有一个时期，湘鄂边长阳县委在组织发展中，坚持标准不够，部分党员素质较差，组织生活散漫。县委于1931年春在麻池举办党员训练班，一面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进行形势与方针政策教育，一方面开展组织整顿，坚决肃清一些错误观念，开会的纪律是：“一次不到批评，二次不到警告，三次不到开除。”【27】把朋友观念、亲戚观念、地方观念、极端民主化观念等一切损害革命利益、妨碍团结、影响大局的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作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要内容。湘鄂西苏区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努力坚持党员标准，不合格者坚决不予发展，发展了就要追究责任。湘鄂边五县联县政府和湘鄂边特委所在地五里九区特派员罗祝庆，发展党员时把关不严，凭个人感情把个别保董拉入党内，受到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四个月的处分。燕子坪区党员林方敏与土豪来往，溪坪乡共青团员严根培在土地分配中以权谋私，搞“肥进瘦出”，不顾贫农利益，被分别开除党籍、团籍。巴东第一区党员张品年借打给养之机，私牵猪羊、暗拿钱粮，屡教不改，被处决。【28】

　　武装割据初期，由于旧政权腐败风气的影响，(苏区)有少数干部表现也很不好，被群众称为“党苏老爷”，也出现对群众“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干部除了有先得之特权外，有的还能赊，而且能够拿。没有钱开支了，就找人借。赊的借的，就是没有还的。加入合作社的负责人还要拿，或做点人情，可怜一些小本经营，经这些官僚一弄，就塌台了，群众都不敢说话。还有的苏维埃负责人对群众持官僚态度，群众见了他们视为“官府绅士”，特别是某些区乡苏维埃的负责人，对群众有压迫、敲诈、浪漫(同农民的老婆恋爱)等行动，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鄂西特委和省苏维埃了解情况后，进行了一次内部整顿，抓了几个典型，严肃处理，重申红军和苏维埃纪律，刹住了损害苏区群众利益损坏党和苏维埃名誉的歪风，清除了一些腐败分子、害群之马。(以上材料见《沔阳报告》)

　　红二军团前委在湘鄂边走马坪期间，协助地方苏维埃禁烟、禁赌、禁嫖娼卖淫，对四名嫖宿的红军官兵分别给予开除党籍军籍处分，对受土豪指使纵容的暗娼范某予以严惩。此后，当地赌博卖淫活动销声匿迹。自1930年至1932年，仅鹤峰一县党组织和苏维埃共处理违纪党员、干部一百多人，其中区以上17人(错杀者不计)，其中县苏维埃副主席张玉和因贪污被处决，其他因泄密被处决1人，因叛变投敌处决4人，因生活作风问题处理3人，因打击报复被处理2人。【29】

　　在执行纪律过程中，对党员干部有错必纠，有罪必罚，做到“秉公执法，六亲不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证明，有了好的政策，还要有铁的纪律和好的党风。必须有令即行，有禁必止，才能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这也是湘鄂西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虽屡受挫折、失败而威信和凝聚力却并不因此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湘鄂西苏区在党风建设上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不论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风党纪问题不仅关系党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与党的奋斗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战略的成败紧密相关，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之后，一个好的党风则成为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条件。“同今天相比，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和理念水平还比较低，识字不多，讲不出好多深奥的道理……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长处，这就是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贯彻党的指示，推进工作，带动和影响部队……因而享有很高的威信，说出的话大家信服，布置的事情能够很快落实，我们的政治工作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30】

　　在建设四化的今天，我们党需要更多这样的干部，更需要这样良好的党风。认真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宝贵传统，一定会使我们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9年6月

　　白云苍石留千古，龙藏虎卧共一园。2014年建成的烈士墓园座落在满山红的青松环抱之中。300多位烈士的遗骸迁葬于此，而他们只是鹤峰苏区烈士的十分之一。(罗建峰 摄)

　　注：本文摘自龚光美的《鹤峰纪事——征编与研究》的第二辑《革命史论》。

　　【1】《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7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湘鄂西风暴》第7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9月版。

　　【3】《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

　　【4】《鹤峰教育志》，1995年内部版。

　　【5】《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

　　【6】《湘鄂西特委报告》1930年11月23日。

　　【7】《湘鄂西黄振远致济总信》1931年12月19日。

　　【8】伍伯显：《红二军独立团始末记》，转引自鹤峰党史办《血染的土地》内部版。

　　【9】《党史研究》1983年第一期。

　　【10】《柳直荀》，第124~127页。

　　【11】湘鄂西省苏维埃《工农日报》1931年。

　　【12】常德地委党史办：《沅澧洪波》，第79页，1986年5月内部版。

　　【13】姜之铮、唐承德：《周逸群传记》

　　【14】姜之铮、唐承德：《周逸群传记》

　　【15】《房县党史资料》(内部版)第1集第177页，孙希清：《两块银元》。

　　【16】《鹤峰苏区简史》，1985年内部版。

　　【17】【18】姜之铮，唐承德《周逸群传记》

　　【19】《柳直荀》第124~127页

　　【20】《中共远安县党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109页。

　　【21】付献瑞：《邓赤中》、《湖北人物传记》，1984年版。

　　【22】《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

　　【23】《土家族简史》第2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

　　【24】《列宁选集》第4卷第18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25】贺龙：《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9月。

　　【26】《湘鄂西组织状况统计表》1929年5月15日。

　　【27】《长阳人民革命斗争史》第126页，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党史办，1987年12月。

　　【28】《巴东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三大纪律歌》，1982年7月内部版。

　　【29】《鹤峰苏区简史》，1985年内部版。

　　【30】《廖汉生回忆录》，第171页，八一出版社1993年8月版，另见1996年《人民日报》：《长征路上四位政治委员》一文。

　　责任编辑：邹琼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