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何时何地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历史考证，是湘鄂西红军和湘鄂边根据地史征编的一个重要专题任务。我在参与《鹤峰苏区简史》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的调查、编写过程中，也先后同祝光强同志和湖南省常德市党史办的彭则光同志共同进行过实地考察和理论上的探讨。1999年9月，祝光强撰写了《关于贺龙同志创建的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四军的时间、地点的调查考证》一文。鉴于该文比较系统地概括了这个问题的由来，以及各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重要著作表述不够统一的问题，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作出改编时间在1929年2月、地点在鹤峰梅坪杜家村的结论，亦是我参加调查并十分赞同的。同年11月15日，我在当年史志办主编的第3期《史志通讯》上全文发表，并写了“编者按”，一是充分肯定祝文的正确，二是试图引起有关部门(如民政、宣传、老区开发)和县内外相关专家、党史、军史、地方志工作者的关注，为宣传苏区、开发革命老区提供一份比较翔实的资料。

　　时隔十年，正值湘鄂边苏区创建80周年纪念，我感觉对此问题仍有继续研究和论证的必要，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所占有的资料进一步丰富，认知上有更新的思维，视角上有了相应的调整，我相信，结论也会有更加准确的表述。

　　本来，湘鄂边党史界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战史》(以下简称《战史》)在这个问题上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为无论工农革命军还是红四军，都是贺龙在湘鄂边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贺龙都任军长，主要活动也都在湘鄂西范围内，但因牵涉到党史、军史对这次改编的记载和表述，时有含混和矛盾的地方，就不能不作出更加明确的认定和更加具体的考证。而且我一直认识到，作为一个地方的党史工作者，有责任在比较熟悉本土情况的条件下，对一些相关重大事件进行实地的调查考证，在取得丰富证据资料的前提下，为中央、省级党史部门提供资料和有根据的论辩，丰富相关党史的内容，纠正某些不够准确的记述。

　　回顾红四军及改编以前在湘鄂边的发展历程，其中有过多次的整编和改编。因为时间已过去几十年，每次游击战、反“围剿”战斗的间隙，更有无数次的休整，在广袤的湘鄂边崇山峻岭之中要彻底弄清每次战斗和每次休整的详细情况几无可能。但是，已有过记述并且在党史、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整编就有11次，而红四军正式改编、成立的时间和地点也只能是在这11次之中。

　　中央关于将全国的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军的《通告》(全称《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发布时间是1928年5月25日。《通告》第四条“建立红军问题”：“……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唯在暴动各县有工农革命独立团的，仍可听其存在。”关于地方苏维埃成立之后军事指挥系统的组成和职能，《通告》也有规定。如“重要县市应有军事特派员参加县市委在军委特派员下和无军委之军事中心地点，均应与团合组兵委……”“红军之调遣，须服从割据区域苏维埃之命令，各县苏维埃有权调遣全县的赤卫队，但不能直接调遣红军。”①

　　从以上引文，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判断：

　　一、中央精神是指在已形成割据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

　　二、是“可正式定名”而非“统一”或“强制”改称为红军。

　　三、红军的调遣，须服从已建立割据区域苏维埃政权的命令。

　　结合湘鄂边的情况，根据以上判断，可以大致确定，湘鄂边工农革命军原则上应在贺龙率工农革命军攻占鹤峰，“湘鄂西第一个建立了苏维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即在1929年元月之后。②一般来说，凡在此之前的罗堉整编、堰垭整编、邬阳关收编过程中，改变工农革命军的番号、建制，不是紧迫任务。这几次整编、收编的重点是扩大队伍、整顿军纪、强化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制定和运用。鹤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向所属区、乡苏维埃委派军事特派员，还只是贯彻中央《通告》的部分措施。

　　关于1928年8月1日在桑植罗堉工农革命军纪念南昌起义时改编为红四军的说法也存在疑问。因为1928年9月《贺龙同志给中央的报告》所写时间为农历，按公历，是10月13日以后，报告明确地说：“在□□革命□纪念大会中，正式将部队改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委锦斋为师长，炳南、文炎各为大队长。”①而这一阶段正是部队分散各处，不能迅速汇合的时期，恰是工农革命军坚持桑鹤边游击战中最艰苦的阶段，一方面没有收到中央的《军事工作大纲》，而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当作“红四军的成立”了。也就是说，当时不仅没有及时得到中央《通告》，而更关键的是当时改编的可能条件尚不成熟，且正是在石门遭受挫折之后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的流动游击期间。根据我们查证，8月1日前后正是工农革命军游击石门的战斗中，战斗激烈，伤亡惨重，改编红四军不仅没有充分的时间也并非紧迫任务。其时，既无湘鄂两省特委指示，亦无回忆资料作证，如祝光强所言，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至于在堰垭整编时改编为红四军的可能性亦小。理由如下：

　　一、堰垭整编前，工农革命军正好是在连遭三次严重挫折之后不久，当时队伍人数大减，经济供给十分困难(贺英接济之时)。部队都减到百余人，整编后只有91人，72条枪，正在准备打破敌军围剿的行动，这样紧迫的时候，改变部队番号与否并非急务。而部队如何生存下去，实际已成为必须加以解决的主要矛盾，主要目标，无暇在番号上做改变。

　　二、其时，相关回忆资料证明，贺龙同志当时因与中央联络不畅，中央精神传达到湘鄂边相当困难，颇费时日。短则半月，长则数月，既无电话，又无电报。工农革命军处于持续游击运动之中，一日数迁，频繁转移，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尚在苦苦的摸索、实践之中，如贺龙回忆所说，还在找贺英、贺文渊讨论、研究，“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个人英雄的骄傲劲儿也减少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②。很显然，此时尚未实施改编。

　　三、自1928年3月苦竹坪一战，贺龙与周逸群被打散之后，同鄂西特委、湘西特委的联系一度中断。以后周逸群、万涛、卢冬生传达精神的时间都在堰垭整编之后。

　　所以红四军改编于堰垭的证据亦不充分。

　　但须提前说明的是，《战史》《贺龙传》《贺龙年谱》，还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等这些后来编著的权威著作记载红四军的改编在堰垭，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真正改编的地点杜家村，实际亦在堰垭附近(仅隔不到10公里，而且是原梅坪公社下属的一个村的一个组。况且梅坪公社(以后改乡、片区)的行政中心历来就在堰垭。从宏观上记述，说是堰垭或说是梅坪，均无大错。只有当时间、地点同时错误的时候，才能予以否定。除了确定改编时军部旧址需要非常具体到某村某户而外，一般宜粗不宜细，表述上不能过于苛求，这是后话。

　　回到主题，根据上述分析，既然不在罗堉，又不在堰垭，那么是否又在工农革命军转战鄂西南后期到达的鹤峰邬阳关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迄今为止，我们对邬阳关收编的了解，其实还是比较单一、比较肤浅的。因为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主要还集中在鹤峰中共党组织打入“神兵”，争取“神兵”加入工农革命军这个题目上，总结其历史功绩和经验时，也只是说扩大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使一支农民自发武装转变为一支自觉的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而我们其中一个疏忽是，邬阳关收编期间，还同时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整编——即三支“特科大队”的编制产生和在邬阳关期间，以贺龙为首的湘鄂边前委同以杨维藩为书记的施鹤特委之间的协调行动。而且就在这一时期还有约二三百伐木工人参加了工农革命军的事实。

　　为何最早被收编的杨维藩一部“神兵”变为“第三特科大队”，而最后入伙的邬阳关“神兵”又变成“第二特科大队”，而第一特科大队大队长李至次，该队的主要成分是黑洞“神兵”。①那么，在邬阳关金鸡口、建始桃符口一带吸收的，以陈建堂为首的那一批伐木工人，又编成何部?也是有待继续挖掘、调查的。只是这种调查比之30年前更为艰难，因为大量当事人、亲历亲闻者已经作古，寻获新资料、新线索的可能性愈来愈小了。

　　邬阳关收编的结果，还是已经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1929年1月上旬，贺龙带的队伍仍叫工农革命军。但也足以说明两点，一是在邬阳关有一次重要整编。二是这个“特科大队”的称呼虽然短暂，但可以证明，它们是工农革命军自堰垭出发沿途收编“神兵”的一个特殊编制，这个编制起自1928年12月，止于1929年2月，历时不足两个月。而它最后撤销的结果，便是以邬阳关“神兵”官兵为骨干的“红四团”(团长陈宗瑜)的诞生。此前，第三特科大队已因杨维藩问题而解散，部分成员随黄子全返回咸利边境，其余部分参加了工农革命军。

　　堰垭整编以后的这次转战鄂西南途中，工农革命军队伍扩大都有较准确的记载，但无改变全军番号的记录。先后在宣恩晓关和来凤、利川收编了龙潭司暴动骨干30余人、“联英会”神兵40余人、黑洞神兵常备队50余人、利川汪营神兵李长清余部40余人、鹤峰邬阳关神兵200余人，①进入鹤峰后又有许多人参加工农革命军，使这时的工农革命军增加到400多人，有枪200余支，战斗力大大增强，所以能顺利攻占鹤峰，建立湘鄂西最早的县苏维埃政府，正式形成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并可以称为名副其实的“苏区”。

　　此时，有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比之在贺龙初到桑植时组建的工农革命军和1928年夏秋屡战屡败的工农革命军，人数上虽然少了很多，但开始有了党、团员作为部队骨干，又有了苏维埃政权的支撑，加上苏区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再按照中央《通告》的部署，将工农革命军进行一次改编，就是水到渠成的阶段了。也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请注意，如前所述，“特科大队”番号的存在仍然证明工农革命军的番号的存在，没有发生变化，亦即是说还没有改编。

　　从邬阳关收编、特科大队随军行动之后，以陈宗瑜之父陈连振为首没有跟着革命军走的那一部分人，仍然是有组织地坚持在鹤(峰)建(始)巴(东)五(峰)边界活动，其武装斗争，主要是在苏区军事特派员的领导和指导下，配合工农革命军，同这一带团防武装战斗，其番号是“革命军大道会”。这个番号在证明这支队伍已接受贺龙及工农革命军和县苏维埃双重领导的同时，也可以证明当时的工农革命军还没有正式改编为红四军。陈连振在此之后改编这支队伍，并被贺龙委任为“红四军第五路指挥”，已是陈宗瑜牺牲之后。

　　我在这里所指“东风”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央“六大”精神的传达和鄂西特委、湘西特委指示到达鹤峰。

　　然而在此之前，还另有一个波折。因为鹤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犹如一块石头丢进了国民党政权这一潭“死水”中，激起的涟漪有如电波迅速向四面传播，令国民党政权震惊，急令湖南何键速派军队进剿，参加这次进剿的有陈策勋、向子云，鄂西方向则有杨明、戴天明等几个师同时进剿。但他们很快发现，工农革命军面貌已焕然一新，已不似先前的小股“赤匪”，而且建立起苏维埃政府，这无疑是动真格的大事，再也不敢轻视。于是开始聚集力量，图谋向苏区大举进攻，鉴于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贺龙及湘鄂西前委决定工农革命军撤离县城，再次转移到桑鹤边界休整，并于1929年元月17日(农历1928年腊月初七)向中央报告了在县城的活动及邬阳关收编之后部队整编情形，和建立县苏维埃政权之后的工作情形。信中尚未提及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四军的情况。直到1929年3月8日(农历为2月17日)《湘鄂西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才正式提到了堰垭杜家村。

　　1929年2月1日，工农革命军集中在柘坪、杜家村、梅子岩一带“整训”，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①

　　这一历史事实得到史学界和一批亲历者(老红军)的认可。如1980年8月出版的《辞海》第1421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条目中记载：“1929年3月，湘鄂西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也称红四军。”1979年12月出版的《回忆贺龙》第100页，刊载了长期跟随贺龙的谷志标的回忆，他介绍说：“1929年春天，(前委)派出的与党联系的交通员都先后回来了。鄂西特委周逸群在来信中传达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经验……在此基础上整编部队，将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四军。”张德1984年撰写回忆文章《湘鄂西红四军的十一次整编》对此记述更为详细：“榨坪(即柘坪，杜家村附近的村子—引者)第四次整编，红四军成立。1929年元月中旬，我军退出鹤峰县城，移师湘鄂边的红土坪、堰垭和榨坪一带游击。二月初，根据中央指示，在榨坪整编，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②他所说的柘坪，离杜家村也只有几公里。

　　以上回忆说明两点，一是改编的时间是1929年2月，地点为堰垭、梅坪、榨(柘)坪一带。二是工农革命军和红四军的编制建制是有严格区别的，并非可以视同为一种建制与番号，也不是可以“习惯性”地“统称”的。“工农革命军”是全国武装暴动之后对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命名。而工农红军则是实现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对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进行统一整编的命名。较之工农革命军，增加了“工农军事化”和“正规化”的内涵。相关史料，对此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载。

　　1978年5月，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印发的《湘鄂西根据地革命斗争大事记》征求意见稿，其中1928年12月载：“湘鄂边，贺龙同志与鄂西特委取得了联系，周逸群同志不断来信，通知洪湖斗争情况，并传达中央的指示(建军，建农村根据地、分配土地、建地方党等)，部队为之振奋。”①

　　1929年3月载：“红四军在湘鄂边建立。贺龙同志接鄂西特委转达‘六大’决议及中央指示后，在鹤峰走马坪、堰垭休整。整编部队，军设政治部，连建支部。贺龙任红四军军长，党代表恽代英(未到职)，王炳南第一路总指挥，张一鸣为党代表，辖一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徐锡如)。军成立警卫营，营长廖卓然。”②

　　这两条记载基本准确地反映了红四军成立前，确有“六大”精神的传达，与鄂西特委及周逸群同志的具体指导。准确地记录了湘鄂边工农革命军在鹤峰堰垭(附近)整编的情况。

　　1978年夏天，鹤峰县革命斗争史调查组前往梅坪公社，在公社所在地堰垭，湖南三合街，湖北红土坪、七郎坪、柘坪、杜家村、曲溪作了为期15天的实地考察和座谈，采访苏区时期革命亲历者、老游击队员、贺龙驻地房东等100余人次。详细了解工农革命军在桑鹤边的斗争历程，踏访了革命旧址、战场遗址10多处。重点调查工农革命军游击战情况，刘植吾(县苏维埃特派员)牺牲情况，贺英、谷德桃两支游击队支援贺龙初期斗争情况，七郎坪整编、堰垭整编，田少梦前期支持贺龙、后期“反水”的情况，甚至包括贺龙夫人蹇先任同志隐蔽红土坪期间生活状况，等等。当然，这次全面调查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1929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二日)至9日，贺龙率工农革命军驻扎堰垭附近的柘坪、梅子岩、杜家村等地、集中整编的事实。这三个地方均在鹤峰走马至湖南桑植龙潭坪的要道上。杜家村陈炳三家即是当年贺龙的驻地之一。群众虽然不知道军队内部改编的详情，但是对此次驻扎时间之久和开会情形却有很深印象，他们说，红军在杜家村口一座庙里开过大会，会场上，及附近民房都贴上了宣传标语。农民吴大月家板壁上的土红色标语就是：“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其字迹尚可清晰地辨认出来。不止一人的受访者记忆犹深的是，2月9日(农历腊月三十)在庙前杀了5个人。据说是土豪、奸细、反革命。据多处调查，我们获知红军在每次有较大行动前，都有处决坏人的习惯，意在鼓舞士气，有古代“祭旗”的寓意。正月初一整队出发，向县城方向开去。而史载此去日夜兼程150华里，第二次攻占鹤峰县城。①自此，一切文件、布告、活动，皆公开以红四军名义进行。红一团团长贺桂如、红四团团长陈宗瑜在章耳坪牺牲后，陈宗瑜之父陈连振年近60，还老当益壮，任红四军五路指挥，也属红四军建制。也能说明红四军的改编实际在邬阳关收编之后和章耳坪战斗之前。

　　最早向贺龙和湘鄂西前委传达中央六大精神的文件，是1928年10月4日由邓小平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之指示信》，信中明确提出“建立红军游击战争”等任务。而这一指示，使贺龙及前委明确了，他们所创建的工农革命军，性质上即是红军。而中央的信并未明确下达立即将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四军的具体任务，贺龙与前委也未实施改编。

　　1928年9月下旬(农历，公历已到11月中旬)，贺龙在收到中央来信后，在《贺龙同志给中央的报告》中，报告了工农革命军游击鄂西南之前的情况。报告中称“在南昌革命纪念的大会中正式将部队改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说明，贺龙在1928年当年8月1日纪念南昌起义一周年之际，并未改编为红四军，仍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番号，这说明实际上还不知道中央于1928年5月25日的《通令》中关于“定名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指示，或者得到指示而未及实施改编，但由于中央已在信中明确改称“红军”，故在答复中已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理解为“红军第四军”了。直到打下鹤峰之后至杜家村，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才正式实施改编，同时向外界宣示红四军的建立。

　　工农革命军在杜家村的改编，是湘鄂边武装割据斗争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湘鄂边红军队伍开始质的变化。在军内，由于“六大”精神的传达，首先确立了鄂西特委、湘西特委对红四军的领导，恢复建立了周逸群同志与贺龙同志的密切联系。红四军通过贯彻中央《通告》指示，实现了红军的正规化建设，建立党组织，吸收士兵入党入团，在训练和学习上实行“三操两讲一游戏”的制度，传达井冈山中央苏区朱毛红军的建军经验和战术原则，改编不只是番号的变化，更是一次学习、传达。起到了明显效果。改编后不久的6月14日再次攻占桑植县城，建立了桑植县苏维埃政府，实现了湘鄂边相对稳定的割据局面，为扩大湘鄂边根据地，策应洪湖根据地，从而为扩大整个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斗争，巩固洪湖、湘鄂边红色政权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所以我在前面说，工农革命军在杜家村的改编是“水到渠成”的事件。红四军建立的时间和地点，是当时武装割据战争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湘鄂边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说鹤峰是“红四军的摇篮”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在桑鹤边的党史调查过程，也是我一生中收获颇丰、印象最为深刻的经历之一。尤其是堰垭、红土坪、七郎坪、梅坪、柘坪、杜家村，也包括龙潭坪、苦竹坪、五道水、罗堉在内的桑鹤边大山中的走访，令我终生难忘。桑鹤边界虽然山水相连，但除少数地带稍为平坦外，大部分地方峡谷幽深，森林茂密，只有羊肠小道相通。时需在悬崖上攀援而行，虽有利隐蔽，而不便大部队行动。这一带不仅地形复杂，地名也很复杂，很多地名都有上、下之分，如七郎坪就有上七郎坪、下七郎坪，其余红土坪、九洞坪、抖凉坪、山羊坪、桑木坪等地都有“上”、“下”之称，如无向导带路，迈脚则如入迷宫，极易走错，很难找到你想找到的人家。若逢阴天、下雨，进了山就莫辨南北西东。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况随时可能出现。当我们在一个座谈会上将贺龙住过的人家按照先后、路线大致作了一个排列，发现国民党43军在桑鹤边“进剿”最紧张激烈的那一个月，贺龙同志就曾22次转移驻地!①贺龙本人数次遇险，幸得熟悉地形，侦察准确，而能及时脱险。有时获报敌军突袭，半夜起来走路，紧急迎敌，虽然安全转移，也难免冒了许多险，吃了许多苦。连龙毓仁的部下也跑得晕头转向，最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工农革命军以人数之少，武器之差，战胜了阵容强大的敌军，靠的就是灵活机动的山地游击战，特别是当地群众的拼死掩护。贺龙住梅坪游击队长谷德桃(其兄谷德前是贺龙部下)家时，谷全家当卫士，贺龙进山隐蔽，谷德桃夫妇还要把贺龙踩倒的杂草扶起来，消除泥土路上的脚印，以免敌人跟踪追击。贺龙睡觉时，为之彻夜守哨，等等。真如贺龙所言：“敌人打我找不着，我打敌人稳多多。”最后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师也不得不“鸣金收兵”!这也使我们想起诗人、贺锦斋将军写于桑鹤边的《无题》诗：

　　层层铁网敌周围，夜击深山血染衣。

　　为党为民何惧死?宝刀要向贼头挥。

　　其中描述当时游击战的艰苦、险恶情形，以及我军将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何等的生动和令人钦敬。如果将军健在，战地重游，又不知能写出怎样气壮山河的诗来?

　　难怪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组长刘雁声大校到过梅坪、堰垭、走马、邬阳之后几年，还对鹤峰充满了向往怀念之情。1988年5月，他在武昌开会时对我说，他最想重访鹤峰的主要缘由，是因为贺龙元帅当年在桑鹤边艰苦游击、“三起三落”的传奇历程。我想这恐怕与红四军在这里的建立之重大事件不无关系，而对于我们湘鄂边苏区历史的评价，恐怕也是一个极为感人的注释吧。

　　2008年5月

　　责任编辑：肖雪